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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1919,中国开始说不 ——顾维钧的外交贡献
 发布时间:2023/12/12 浏览次数:402


来源: 陈剑观察 常态发展 


        【作者简介】陈剑 ,现代化研究学者,中国抗战史研修者。

     顾维钧:1888年生,上海嘉定人,字少川。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百年中国外交史最卓越的职业外交家。历任中国驻美国、英国、法国公使、大使,曾任外交总长、国务总理,曾是北洋政府第十三位国家元首。退出外交界后任国际法院法官、副院长。1985年在纽约逝世,享年97岁。

     一、展示现代中国外交形象

      满清灭亡,中华民国建立。国家一派新气象。顾进入外交界时,正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迫切需要外交专业人才。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此时,24岁的顾维钧正在美国准备博士论文《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接到中国驻美国使馆通知。经国务总理唐绍仪推荐,顾维钧做起了总统袁世凯的秘书,同时兼理总理府秘书之职。并与同年6月进入外交部。就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官生涯。

     顾进入外交部时候,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群体也先后进入了外交部。包括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组等。他们普遍年龄只有30岁出头,年青且富有朝气,也几乎都毕业于美国名校。颜惠庆毕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王正廷是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施肇基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只有魏宸组是比利时留学。这其中,顾维钧是国际法专业的博士,并且是最年青的一位。也正是这一特质,使顾维钧个人经历成为现代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

    在顾维钧看来,办外交应先遵循、应最大利用既有的规则。同时,外交也是一门专业。进入外交部之后,顾维钧建议成立档案科和翻译科,这些建议并采纳提升了民国初年外交部的专业化程 度。

    北京政府時期大概是近代史上少有的“黃金時代”。袁世凯政府將外交事務留給職業外交家,使外交家有了相當大的活動空間。包括顾维钧等一批中国职业外交官进入外交领域,这一群体凭借其业务领域的专业性及良好的内外声望办理外交,给现代中国外交展示了新气象。

    二、联美制日,将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

       袁世凯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个说法流传至今。但实际情形不完全如此。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4年11月18日,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日本军从中国撤军的要求。1915年1月7日,中国政府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撤军要求。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总统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一份文件,“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该文件共有五号二十一款,所以史称“二十一条”。其中尤以第五号要求为甚。

     袁世凯显然不能接受“二十一条”。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但国力不济。袁世凯与日虚与委蛇,采取四策对应:拖延;游说日本元老;释放谈判信息,利用民间反日舆论增加变数;“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 这是近代中国统治者面对列强压迫时之故技,企望借助列强力量以此牵制日本的行动。而求助列强干预,特别是英美干预,顾维钧则是最合适人选。

    “二十一条”是日本秘密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保密。中国许诺保守秘密,但年轻的秘书顾维钧对总统和外长说,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我们没有义务遵守。总统与部员一起分析形势,知道唯一能给中国外交和道义支持的是美国,所以要让华盛顿知道;“二十一条”涉及英法的利益。例如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所以也要让英国和法国知道。

    顾维钧充分利用与美英两国驻华公使的密切关系,每次都尽量以最快的速度与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见面,透露一些信息或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美国闻讯马上表示了态度。英、法两国的驻日大使也与美国大使一起去向日本政府提出质询。美、英、法三国中,美国态度比较强硬。在美国压力之下,日本外相2月9日向美国驻日大使承认了第三、四号的存在,却仍然隐瞒了第五号。因为美国已经从中国方面得知详情,所以继续追问,日本才承认了第五号的存在。不过,日本辩称这只是日本的“希望”,而非“要求”。得知这一信息,更加坚定了袁世凯拒绝第五号的决心。

    在日本政府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若不签署就派兵的最后通牒的情况下,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5月9日回应了日方的最后通牒。在近四个月的艰苦谈判中,经过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中方不仅删除了第五条及前四条的部分条款,其他很多原来的侵略要求条文也变成了“留待日后磋商”,或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中日在1915年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总称《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

    但《中日民四条约》仍然是不平等条约,属于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袁世凯本人在签订后,为告诫国民,亲自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

      借助美国力量对中日谈判进行干预,在这一过程中,较为充分展示了刚刚出道,官位不高且充满智慧的顾维钧的外交才能。

    三、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对山东主权据理力争,最终拒绝签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国是战胜国。北洋政府虽然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国奥匈帝国庚子赔款,并在巴黎和会中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但遭受列强拒绝。《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1919年的巴黎和会,实际是列强的分赃会议。刚刚而立的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中位居后进。但当需要向和会报告山东问题时,由于顾做了更充分准备,历史给顾维钧提供了机会。顾在和会上痛陈山东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国的态度,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论证了山东当归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这场精彩发言成为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顾的发言受到美英等国代表祝贺。随后,顾维钧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能争取到对于中国最有利的结果。但西方列强无视中国方面的合理要求,不肯将山东权益直接归还中国。面对如此情况,顾维钧感到:只有拒签才能表明中国的立场。

     1919年6月28日下午3点,是和约的签字时刻。这天清晨,顾维钧约见和会秘书长,中国的要求被明确拒绝。顾维钧表示,中国已经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当天下午,中国代表团集体请辞,并发表了不签约声明。

      顾维钧和中国代表团(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以拒签表达国家意志与立场,维护了国家尊严,顺应了国内民意,打破了近代以来与列强交涉中“始争终让”的惯例,第一次对西方列强说出了“不”。拒签行动开创了敢于抗争的先例,对于此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辩论成为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颠峰时刻,“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中国大陆1999年拍摄的电影《我的1919》,虽有演绎成份,但总体较为真实,较为充分展示了顾维钧的颠峰时刻。

        四,华盛顿会议上的贡献

     1922年2月,中日在华盛顿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条约对胶济铁路的处置采用了日本方案,同时对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归还中国、日本军队从山东撤退等事项作了规定。 在华盛顿会议上,顾维钧等外交官为中国挽回了国家权益。对中国而言,华盛顿会议具有特殊意义。近代以来,在中国与列强的交涉中,这是第一次没有丧失反而争回一些权益的外交活动。华盛顿会议上,顾维鈞是中方最重要的谈判代表。

    华盛顿会议实际是巴黎和会的延续。巴黎和会,中国人开始说不,但那是无奈的迫不得已选择,并没有实现中方的意愿。中方希望这次能完成未竟的任务。华盛顿会议,顾提醒政府要避免巴黎和会的结局,他建议中国在会议上的提案不要贪多。 对于山东问题,顾维钧先探美英口风,发现两国都希望在华盛顿会议之外由中日谈判解决。北京政府一开始希望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议程,而日本则认为山东问题与本次会议无关,应该另择时间地点由中日直接谈。

    中日之间的会外交涉历时两个月,进行了36次会谈。按照中国代表团的分工,顾维钧是中方谈判主将。

    在华盛顿会议前,日本已宣布归还胶州湾租借权,这次会谈的焦点是胶济铁路的归属,这是中日分歧最大、争辩最激烈、费时也最多的议题。双方的分歧集中在中国以何种方式收回该路,日本坚持中国向日本借款赎路,以求继续控制铁路,中国则提出或以现款赎路,或以国库券12年内分期付款,但3年后可一次付清,以尽快收回路权。

    在复杂的交涉中,包括日本谈判代表同意,又变卦等。顾维钧的灵活应变起了关键作用。最终促成中日在华盛顿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迫使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

       五、 国联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中国获得道义上支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要求国联对事变开展调查。基于此,国联决定组织调查团到东北。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成立于1920年1月10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召开后组成的跨政府组织,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其主要任务的国际组织,1945年联合国成立,1946年国联结束了其使命。

    顾维钧是国联委员,此次又受中国政府委派,担任国联调查团顾问,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顾维钧不畏日本阻挠甚至生命恐吓,坚持进入中国东北实地考察并且独立进行了许多工作,向调查团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为中国争取利益。1932年9月18日,国联公布了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看作是正当防卫。报告最后作出结论:“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满洲国’不可能成立,它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以42票对1票(1票为日本)通过了基于李顿报告书的声明。声明指出,“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决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这是中国在道义上和外交上的胜利。

    国联的声明凝聚着顾维钧的心血。对于国联的决定,日本大为不满,并于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

     六、抗战期间,为中英合作与废约做出贡献

    1941年6月顾维钧出任中国驻英大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成为盟国,两国之间因对战争局势的理解不同,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英国坚持先欧后亚的军事战略,而中国主张亚欧并重。顾维钧努力争取中英之间减少分歧,加强合作。

    近代历史上,美英都同中国签订了有关领事裁判权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中国与美国和英国分别在重庆进行缔约谈判。与中美缔约谈判相比,中英间的谈判要复杂和艰难得多,几次迫近破裂的境地。双方在谈判中争执的主要问题是:九龙租借地问题、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内河航行及沿海贸易问题、购置不动产权问题等。由于英国不愿讨论殖民地问题,拒绝一并归还九龙。蒋介石坚持在新约中放入九龙条款,顾维钧力劝蒋介石把签约与九龙租借地的问题分开处理,以一定的妥协换得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废除,蒋介石最终采纳了顾维钧的建议。  

     在中美、中英新约的影响下,同盟各国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陆续与中国签署平等新约。百年来,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胜利告终。

    废除旧约,订立新约,是中国抗战时期最为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而顾维钧,审时度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抗战期间争取法国的支持

     抗战初期,顾维钧担任驻法大使。因印度支那运输通道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因此驻法大使的使命也变得极为重要。法国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逐步对此运输通道设置种种障碍。为争取从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便利,中国需要得到法国政府的明确保证,而当时滇越铁路才是最为便捷的路线。为此,顾维钧先后会见法国总理与外交部,希望法国也能像英美两国给予一定的帮助。在顾一再努力下,中国争取到了过境运输的便利,印度支那通道大都对中国开放。顾维钧在法国争取外援的另一个贡献是,劝说法国政府减免过境税,减轻中国的财政负担。此外,还促使中法两国达成协议,促成中法军事合作。

      、为中共代表参加联合国创建积极努力

   1945年联合国制宪会议,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的组建及参会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想法是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中国代表团的组成,把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排除在代表团之外。顾维钧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力主扩大代表团的政治基础和规模。顾维钧坚持中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团必须能真正代表全中国,尤其是应能够吸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

    1945年3月19日,国民党内定了参加制宪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排除了中共代表。美国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中共代表之意。顾维钧向蒋进一步进言,蒋介石在最后一刻让步,选择顾维钧推荐的“通晓国际事务”的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 

    194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公布了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10位代表名单: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首席代表)、驻英大使顾维钧、国民参政会主席王宠惠、驻美大使魏道明、前驻美大使胡适、民社党代表张君劢、青年党代表李璜、前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共代表董必武、《大公报》总编辑胡霖。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当局的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 而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参与联合国创建人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合法代表和常任理事国的合法性奠定了厚实基础。这其中,不能忘记还有顾维钧的一份功绩。

    此外,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主要是国共两党围绕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斗争,顾维钧赞成联合政府,认为应该让共产党加入政府。

     中共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上签字。这是中共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九、为联合国创立,奠定中国大国作用所做的历史性贡献

     1945年6月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也即筹备会议,顾维钧起到十分重要作用。

    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后,美英苏等盟国开始筹划在战后成立一个国际组织。顾维钧较早敦促国民政府关注此问题,并提出了详细方案和建议。1944年,顾维钧被选为中国出席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第二阶段会议首席代表。会议第二个阶段从1944年9月29日到10月7日,中美英三国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联合国组织问题。后旧金山会议则根据此而讨论,为组织联合国的起点。在敦巴顿橡树园第二阶段会议,顾维钧以会议成功为首要目标,最主要考虑是要确保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   

  

1944年顿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美、英三国首席代表。

     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由于顾是中国首席代表,在英美法三国都担任过大使,并担任过国联的顾问,有着广泛的外交界影响力。顾作为此次会议的重要人物,对联合国一些基础性制度的构建做出了贡献。

    在确保中国以大国地位参与筹建联合国基础上,顾关注联合国的一些长远建设。例如,在托管制度的讨论中,顾希望将民族独立写进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顾维钧在讨论该议题的会议上四次起立发言,顾维钧称“中国在此问题上并无特殊利益,也无意为自己谋求特殊好处”。在顾维钧坚持下,“独立”一词最终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顾维钧在回忆联合国筹备工作时说,中国政府是把中国应对联合国做出什么贡献完全交由他个人便宜行事的。 顾维钧等中国代表团成员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国际法院、非联合国会员国的权利、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地域分配”等三点重大建议都被大会接受,并纳入《联合国宪章》。顾维钧在大国间斡旋调停,所做的努力得到各国代表一致好评。

   1945年6月25日晚,全体大会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6月26日早上,与会50个国家的153名代表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礼堂举行了签署宪章的仪式。按照四个发起国的英文字母顺序,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顾维钧又是中国第一个签字于《联合国宪章》之上。其余7位中国代表团成员(宋子文和胡适因故未参加签字仪式)也分别在宪章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8位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签署《联合国宪章》。

    6月26日晚,历时两个月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圆满结束,这一天也被命名为“联合国宪章日”。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

    随着《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美、苏、中、英、法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正式确立。中国在全球大国地位由此奠定,顾维钧功不可没。

     参与联合国筹建并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是顾维钧外交事业的另一颠峰时刻。

      顾维鈞的外交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1972年9月,中国代表团启程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夕,毛泽东特别关照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到纽约后去看望顾维钧。 

   1985年顾维钧在纽约逝世,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委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鹿野,向家属转达了对顾维钧的哀悼。

   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在纽约特意看望顾维钧先生遗孀严幼韵女士。

   为纪念顾维钧,顾维钧的家乡上海嘉定,设有顾维钧纪念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上个世纪80年代组织翻译出版600万字《顾维钧回忆录》全13册已经由中华书局在上个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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